（作者 向佳欣）枫林山上以前有座破庙，后来没钱的王三舅一个人跑庙里过活去了。过了几年，乡领导重理村史，才发现这儿还有个“风仙庙”，方圆几个山头的村民更是每逢初一就来拜拜。于是由王三舅出面，联合周边好几个村集资修缮一番，开会决定王三舅为住持，号称“王道长”。

第一次上山看庙戏的时候，我奶奶叫他“仲保”，我叫他“舅”，其他人称他为“守庙的”。除了视察的领导，没有人称呼三舅为“王道长”，兴许连他自己都不太在意这个称呼。

初次逛庙会的那天，我奶奶起床捣鼓的时候鸡还没叫，天蒙蒙亮就提着刚拔毛的老母鸡，拉着我上山了。我进了庙里，以为是提前过年了。到处都是八仙桌，人们围着桌子大声聊天、打牌、嗑瓜子。那一天认识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比往年任何一次拜年认识的还多。我记得当时角落里有一个货架，不大不小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泡泡水、贴纸还有辣条。我以为庙会里的一切都像桌上源源不断的瓜子一样是免费的，拿了就走，结果被摊主发现，把我提溜到了奶奶那里。我不胜惶恐，腿软得快要当着众佛的面跪在人堆里了。不过摊主并没有追我的责，大人也只是告诉我不能乱拿，我点点头，终于逃过一劫。现场也依旧是热闹的气氛，于是我又没心没肺地玩耍去了。

这次庙会，居然没有看见王三舅。

今年看戏的人也不少。还是那张戏台子，还是那片泥巴地。人们搭棚子，架凳子，台上轰轰烈烈，台下热热闹闹。只是不见了挑担子的阿伯，也没有了棉被紧盖着的绿豆冰棒和红豆冰棒。台下观众们依旧老着，看着那出早已看厌的戏，注意力却都在寒暄上。背景布着电子屏，我才终于知道年年唱的那出戏叫《珍珠塔》。

中午吃斋饭，出来和香客们寒暄的不再是王三舅。只看见一个穿西装的年轻男人，陪着另外几个穿黑色西服的人走来走去。

那么王三舅去哪儿了？我只知道他已经七十几了，从很久以前我就看出他开始一年比一年老了。

有一年冬天，那年风仙庙刚刚修缮好，而三舅在此处已经住了不知多少年了。我和我妈路过那里求了两个签。王三舅看见我们，脸上很开心，两颊跟供果似的润着红光。他带我们去正殿拜神仙，看着那些泥塑的雕像，我一个也不认识，只管跪拜。太阳光映在白雪上，又照到屋子里，就连那些高高在上、五颜六色的佛像也显得干净可掬。

王三舅的风仙庙建在半山腰，毗邻一棵被雷劈弯的歪脖子松树。这颗树的脖子虽歪却长，如果人的屁股没有摩擦力，就可以在上面滑滑梯。上山下山，过路人到了这里必定坐下来歇歇脚，讨碗水喝。山脚有村子，山顶有人家。王三舅一个人住在风仙庙，烧水、做饭，偶尔和香客聊天。

“三舅，庙里供奉的是风仙吗？拜风仙是为了啥？”我问三舅，可是他也不知道答案。有时候我觉得风仙庙是他的家，可他也只是庙里的“王道长”。不过，后来我也知道了风仙庙和“风仙”其实没有一点关系。

风仙庙周围没有菜地，王三舅要吃菜只能来村里和村民们打交道。说起来，三舅也算是村民之一，只不过别人管的是自家那一亩三分地，而他自营那一方小小的庙。村里的八卦源源不断，却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寺庙和村庄之间可以说是知根知底，无所隐瞒。有时候寺庙看起来就是村庄的一部分，让人愿意相信黄昏时分的袅袅炊烟中有一缕来自风仙庙。比如说，对于一大片连绵的水田，王三舅总能像长辈认小孩儿似的准确地说出哪块田归属谁家，去年谁又把田地转卖给了另一个人。他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。

三舅谨遵出家的原则，剃头、不食酒肉。精神上他却很洒脱，依旧活得像个地道的农民，关心清明节和中秋节，注重大年初一要走亲访友，为经过风仙庙的村民放一串红鞭炮。

王三舅究竟去哪儿了呢？

所谓“风仙庙”，本来名不副实，那块写着“风仙庙”的牌匾更是在后来一次次的修缮中不知所踪。新庙里供着四尊神像，全都用铁栏锁着。殿内不通天光，那些五彩斑斓的佛像皆如过河的泥菩萨误入了染坊，颜色与颜色之间暧昧不清。人无从辨认面目模糊的佛，只能对着名牌上香，然后跪下来祈祷。庙外面插了块大铁牌，红字打印出一长串风仙庙纪事，一直从当今追溯到晚清。乡村现代化势不可挡，寺庙的土砖逐渐瓦解成更加高尚的文字。

后来我妈告诉我，王三舅毕竟老了，他兄弟还欢迎他，请他同住养老。如今请了新的住持，玩出许多新花样，可是谁也不了解他。新住持既不剃头也不住在庙里，从此驱车来往，每逢庙会开庙门，庙会结束，关门回家。

王三舅走了，没有风也没有仙。庙会还是和从前一样热闹，香客们络绎不绝，放下贡品，上香，跪拜，起身，然后离开，一气呵成。

时过正午，高悬的太阳仿佛画布上被刺破的窟窿，徒劳地散发着光和热，盘山公路上疾驰的汽车如果不快点离开也许就要被炼化了。风仙庙似乎也在流汗，几欲颤抖。

这不过是座凡人的庙，人一走，钥匙也被带走了，它便只好寂寞掩空扉。

编辑：向佳欣

责编：王金诺

审核：党委办公室